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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田余庆在其名著《东晋门阀政治》中开篇就介绍了著名的琅邪王氏家族。这个家族在东晋及其后的南朝出现了一批著名政治人物,其中包括“王与马共天下”的王导、以及大书法家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等。王氏家族的王僧达在刘宋王朝时曾官居宰相级的中书令。当时的路太后出身低微,其兄长路庆之曾经做过王家的家仆。路庆之的孙子路琼之后来担任黄门郎(属于皇帝近臣),两家比邻而居。一次,路琼之身着盛装拜访王僧达,王僧达上来一句话,“身昔门下驺人(车夫)路庆之者,是君何亲?”路琼之羞愧而走。王僧达随即命人将路琼之坐过的床榻烧掉。东晋的门阀政治本身就是一种制度化的鄙视链,所谓“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也是那个时代的政治生活写照,当然这种影响也同样波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士族虽然对于文化和礼治有维护和发扬的一面,也涌现出一批杰出人物,但在政治上也表现出狭隘的一面:更多地着眼于自己家族的权力地位,使得南朝难以有力地动员各类社会力量来抗衡北方政权,最终是由北朝统一了南朝。想象一下,当一个官员对着另一个官员说,我祖上是王导,而你祖上不过是我家的奴仆,而双方还能戮力同心,实在是勉为其难了。
 
传统儒家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等级差别序列,除了君臣、父子、夫妻之间的上下贵贱安排外,家族内部也同时也有嫡庶、长幼等排序,而在户籍中也存在着良人、贱人之类的等级安排。儒家之所以强调长幼和尊卑的排序,原本是希望能够形成一种和谐的人际关系,借以保持社会的稳定运行和发展。然而,这种排序在现实中很容易形成一种上位者对于下位者的一种鄙视心态。这其中既有上位者拥有尊崇地位时的那种洋洋自得心态,亦有上位者对于下位者所谓僭越、逾矩时的本能排斥性反应。而对于一些下位者而言,成为上位者并获取其社会地位往往成为人生的追求目标。中国历史中一些农民起义首领,最初发动起义时有反抗官府暴政的强烈愿望。然而一旦取得了阶段性的成功,也表现出对于他们原本反对的制度安排的泰然接受。典型例子如定都南京之后的太平天国,其建立的等级制度之严苛,在某些方面甚至让清廷一方都自愧不如。至少我们可以这么说,一部分传统等级制度的反对者之所以反对这种制度,并非是基于对等级制度的深刻反思,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甚至会积极地拥抱这种制度。
 
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相比,最为根本的差别还是人们的权利平等。法律并不赋予特定人群以凌驾于他人之上的权利。当然,数千年的封建传统,等级思想仍然会在一段时期内还表现出其影响,其体现方式之一就是“我爸是李刚”。其实王僧达霸气很大程度上也来源于此。这种对比不仅限于官职品级,也可以反映在名校(985、211、重点中小学)与普通学校、城市与乡村、主流与边缘等一系列对比上。热衷于鄙视链思维的人会努力地寻求进入更高等级,获得更多的权利,反过来鄙视那些等级低于自己的群体。
 
然而,一旦陷入这种攀比性的等级竞争,一个更高的等级背后还有更高的等级,一个人在鄙视那些比自己处于更低等级的人的同时,也不得不面对来自于更高等级人群的鄙视。鄙视链的上端仍然是鄙视链,这根本是一场没有赢家的竞争。而且对地位的竞争具有鲜明的“零和”博弈特征,即一人之所得即他人之所失,同时也有浓厚的苏必克博弈特征,即“赢者通吃”,输家则一无所得。这更加加剧了竞争的残酷性。
 
单纯以更高排序为目标的竞争可能会带来相互的倾轧,或者说,是内卷。以明清时代的科举为例,每一轮科考都会选拔出一定数量的及第士子,但他们中的许多人只是关注主流的程朱理学思想,对于晚明以来日益影响中国的外部世界充耳不闻。近代中国的一批著名人物,包括晚清名臣左宗棠、著名思想家魏源、北京大学首任校长严复等,往往并非从科举考试中脱颖而出,甚至是屡试不第,然而他们在近代中国的影响之大,至少说明科举制度并不足以充分地选拔出社会英才,尤其是在僵化的思想支配下。而在这种背景下追求更高的科举名次,当事人付出不菲自不待言,对于整个社会发展而言,也很难说是具有明显的推动作用。明清时期的重视科举,不过是一种社会内卷的表现形式而已,知识体系不能更新,也无从引导中国社会有效地应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革”。
 
一个内卷的社会往往表现出较强的封闭性,既有阶层的固化,也有知识体系和思想的僵化。想要改变这种倾向,思想和制度上的开放性是非常重要的。在传统王朝中,人们对唐朝的繁盛念念不忘。而唐人的胡汉杂糅、兼收并蓄是成就盛唐气象的重要原因,这不仅反映在政治层面,也反映在文化、宗教、器物等诸多方面。摒弃内卷,还应该具有开放的心态。动辄画地为牢,只与特定群体交往,连相亲都仅限于某个圈子,其实受影响最大的,可能还是自己。打个比方,如果一个人说,“世界这么大,我想去看看”;但是,只看高端的5A级景区,那就注定只能是管中窥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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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伟

卢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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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经济学、历史学和哲学爱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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