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学时学过一篇文章，《触龙说赵太后》。触龙劝说赵太后，主要动机为了拯救长平之战后处于绝境之中的赵国。然而触龙之所以能够说服爱子心切的赵太后同意将爱子长安君送往齐国为人质，主要是因为提出了一个打动赵太后的逻辑，即真的是为了孩子好，重要的不是努力为孩子创造一个优越的生活环境，而是为孩子创造一个未来可以安身立命的基础。而触龙之所以能够说服赵太后，也还需要赵太后能够理解和接受触龙的逻辑。一个有敏锐的眼光，一个有良好的理解能力，触龙说赵太后的故事才能成为一个美谈，而他们的良好愿望也得以更好地实现。

 

历史切换到一千多年后，明太祖朱元璋也希望为后人创造良好的条件。根据明初朱元璋主持设计的官员俸禄体系，最高的一品官每年俸米1000石，俸钞300贯；而宗室中最高的亲王岁支米2.5万石，钞2.5万贯。不仅如此，朱元璋更希望后代能够抱团，因此在大力打击开国文臣武将的同时，将众多儿子封到战略要地，并拥有一定的兵权和财权。当官员叶居升以历史上实封子弟往往导致类似于“七国”、“八王”之乱的重大变乱时，朱元璋认为这是在挑拨离间，反而严惩了他。结果，朱棣在朱元璋死后就发动了“靖难之役”，而其口实之一恰恰是朱元璋提到的宗室子弟可以“清君侧”。朱元璋对子孙提供制度性保障的意愿在明代中后期也日益难以维持。宗室不能从政，又有优厚的物质待遇，客观上就促成了宗室人员的生生不息。与明代皇帝屡屡陷入后继无人不同，宗室整体倒是保持了快速的人口增长。1492年，明太祖第五代后裔之一的庆成王据称有94个子女。宗室人口的快速增长，加上制度规定的优厚待遇，使得明政府尴尬地发现越来越难以保障宗室待遇。1502年，山西和河南两省留存当地的财政收入即便全部用于支付两省亲王和皇亲的俸禄也不够。此时还只是明代中期，政府的财政状况至少比起晚明来还好得多。到了1571年，宗室人数已达28,924人，岁支禄米870万石，而明政府一年的田赋收入也不到3000万石，明末只有2660万石左右。可见朱元璋所设计的这种优厚待遇在现实层面中所面临的困境。地方政府也只能有选择性地满足宗室的要求，弱势宗室人员的待遇势必会被牺牲，明政府也只能睁只眼闭只眼。同时，宗室的待遇也激发了民间情绪的强烈反弹，从明末李自成和张献忠等农民起义军对待擒获宗王的手法也可见一斑。

 

触龙说赵太后，以及叶居升说朱元璋两个故事构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赵太后和朱元璋都是想为子孙后代谋福，只不过眼光有所不同。一个接受大臣建议而授后代以“渔”，另一个则坚定地想为后代谋“鱼”。境界不同，子孙可以凭借安身立命的资格也大不相同，其结果的不同也是可想而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