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读了公号上一篇探讨苏轼与章惇关系的文章，又想起以前看书时留意到的关于章惇的几则故事，再次有一种“有些人不像想得那般完美，而有些人也不像描述得那么糟糕”的感觉。当然，这也并非是要否定传统的描述，只是想要说明，历史是复杂的，过于简化的描述往往会有过于片面的问题。

 

文章中首先是描述在苏轼晚年在政治生活中的种种失意，以及被四处贬抑的经历。而章惇则是苏轼晚年逆境的主要推手。以章惇的所作所为，称之为苏轼“最凶恶的敌手”，并不为过。然而，吊诡的是，章惇曾经也是苏轼“最亲密的友人”，苏、章二人不仅在青年时代“相得甚欢”，即便是在王安石变法时期分属不同政治阵营的情况下仍旧保持了良好的友情。这也反映在二人的诗词唱和中。而在苏轼陷入“乌台诗案”的凶险境地时，面对当朝宰相王珪落井下石的陷害举动，章惇却在皇帝面前为苏轼仗义执言，并且当面讥讽王珪。苏轼也在书信盛赞章惇的情意。

 

文章随后探讨了苏章二人交恶的原因，认为苏轼在处理二人关系上“犯了不可宽宥的低级错误”。指出当宋神宗驾崩后，旧党重新主政。苏轼迎来了仕途的高光时期，作为新党重要人物的章惇则成为旧党的打击对象。然而，此时身处权力中枢的苏轼，不仅没有如之前章惇一样去维护他，甚至没有采取冷眼旁观的做法，而是加入了对章惇攻击的队伍之中。苏轼和苏辙均上奏指责章惇的罪状，其中苏轼指责章惇招降五溪之民的做法是谋求边功，草菅人命。同样也是苏轼，曾经用“功名谁使连三捷”、“近闻猛士收丹穴”等诗句来赞誉章惇此举。作为政治上的失势一派，章惇自然会意识到面临的政治打击。然而来自于苏轼的攻击无疑让章惇怀恨在心，也就有了之后重新得势后对于苏轼的穷追猛打，欲置苏轼之死地而后快。不过仔细梳理一下，苏轼也并非没有值得反思的地方。

 

探讨苏、章二人的关系，并非是单纯地采取一种陟罚臧否的方式来肯定或否定特定的历史人物。历史是复杂的，人也是复杂的。当简单地用速描手法来为历史人物盖棺定论时，无法让我们认识到历史和人性的复杂多面，更难以为未来提供镜鉴。作为历史上著名的风流人物，苏轼无疑具有众多人所不能及的优秀禀赋和特质。但即然是人，就会面临人性缺陷的考验，也会有做得不尽如人意的地方，虽然相比普通人而言已经是很少了。白玉微瑕，并不会改变其白玉的基本属性。直面这些微瑕，也是加深我们对于历史和人性的思考，为未来的人们提供更好的参考和指引。

 

讲到章惇，作为名列《宋史》奸臣传中的政治人物，自然有诸多被认定为奸臣的劣迹。不过史书中也有他一些有趣的事迹。除了上文提及的为苏轼开脱，不惜触犯宰相外，也有几则与帝王之间的互动事迹。如邓小南教授提及一则史料，当宋神宗面临陕西用兵失利的巨大打击时，批示要杀一漕臣。宰相蔡确以“不杀士大夫”的祖宗之法劝阻。神宗要求改为刺面发配，章惇就称“如此，即不若杀之”。神宗追问原因，章惇称，“士可杀，不可辱”。随即神宗“声色俱厉曰”：“快意事便做不得一件！”。章惇也没有含糊，称“如此快意事，不做得也好”。从章惇怼神宗的事件中，至少也可以感受到一些儒家直谏的传统。而在宋哲宗死后立继任者的过程中，章惇称太后认可的端王（后来的宋徽宗）“轻佻”，不宜继承皇位。即位后的徽宗虽然在政治上认同新党，但作为新党中坚的章惇却迅速被贬斥。然而徽宗之后的政治作为至少也印证了章惇的政治判断也还是有一定见地的。虽然我们不能据此就走向另一个极端，去赞美和讴歌章惇，但至少可以说他在政治节操和个人品性上也还是有一些可取之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