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传统历史的前半期，政府的众多高级官员履历中往往有一个“出将入相”的职业发展历程。这在从先秦到汉唐的一千多年中尤其明显，典型的有先秦时期的姜尚、吴起，两汉的周勃、诸葛亮、陆逊，唐代的李靖、李勣、高适等人。然而自两宋以后，武将的地位不断下降，文官可以负责军事事务，而武将却渐渐地不再能够充当文官。文武分途的结果是武将的政治地位日益降低和边缘化，甚至在军事决策领域都变成了文臣的下属和附庸。面对晚唐和五代时期军人干政和执政的一系列消极效应，尤其是北宋政权本身就是武将篡位而建立的，宋代皇帝与文臣共同建立起一种尊文抑武的政治文化，不仅创设了“兵无常将、将无常兵”的军事组织原则，同时从皇帝到文臣都并不避讳他们对于武将的猜忌和鄙夷。例如，文臣们对于名将狄青的升迁屡屡激烈反对，甚至是在仁宗坚持将狄青擢升为枢密使后，文臣们仍旧时常当面讥讽狄青，还给他起了个外号“赤枢”。这是因为当时的军人脸上要刺字，还会用朱砂涂色，因此常常被蔑称为“赤老”。作为一代名将的狄青反而因为其杰出的军事才能招致皇帝的猜忌和文官集团的普遍抵制，最终被贬出京城，之后很快就郁郁而终。到了南宋，文官中不同政治派别的相互攻击和倾轧相较北宋更为普遍，但在冤杀岳飞一事上，整个文官集团却集体失声。文官不仅不会替武将的边缘化和不平待遇鸣不平，甚至他们本身就是导致武将陷入上述境况的主要推动者。

        文官集团之所以认为“以文御武”是必要和可行的，重要原因就是他们对于过往历史和自身政治素质的过度演绎。传统史家往往将晚唐和五代混乱历史归因于武人的干政和篡政，认为武人贪婪无知，为了追求武功会杀良冒功，甚至不惜发动类似于安史之乱一般的叛乱，陷天下苍生于水火之中。文官集团对于自己的政治素质则颇为自得，认为士大夫具有的深厚学养和高尚道德情怀才是辅佐帝王经世济民的良好政治素质。文官集团认为武将就如同有效的政治工具一般，只有在文官集团的良好规划和把控之下才能充分地扬长避短，既发挥武将的军事才能，同时还能抑制武将天然的不良倾向和恶习。这种政治意识也确实主导了宋代以后一千多年的中国政治格局，“出将入相”变成了重文轻武的基本格局。应该说针对晚唐和五代时期的社会动荡局面，宋代文人对于武将的解读有其符合史实的一面。在安史之乱之后的长期社会动荡中确确实实存在许多实例，可以有效印证宋代文人对于武将的上述负面解读。例如，唐末篡位的朱温声称士人既然自我标榜为“清流”，他就把几十名士大夫杀死后投入黄河，让他们永远处于浊流之中。类似的残暴行径在晚唐五代确实很多。同时士大夫中确实有许多道德楷模和行为典范，这在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也是不容置疑的。然而，当文官集团选择性地聚集于武将的缺点和自身的优点时，所得出的结论就既不客观，也不全面。他们有意识地忽略了武将中的诸多优良典范、以及文人士大夫中存在的缺点、不足，甚至是个别文官祸国殃民的一面。这种选择性对比很容易让文官集团产生出一种过度的自信，甚至会让后人产生一种“普而信”的感慨。明明自身的能力和素质并不那么全面，尤其是在面对军事议题时可以说是能力有限的，却非要把其他群体排斥在决策之外。其直接结果就是宋代军事上的贫弱局面。少数文官展现出来的军事才能并不足以改变文官集团整体上缺乏军事素养的基本事实，用范仲淹等人的成功案例来为以文御武背书，只能说是以偏概全。

        著名宋史学者刘子健在其名著《中国转向内在》中指出，两宋之间的中国文化出现了一次重大转型，从外向的汉唐文化转向内向的宋明文化。倒不是宋代以后的帝王们不想如同秦皇汉武一般对外开疆拓土，实在是他们和文官集团统御下的军队无法支持帝王们的雄才大略。事实上，即便是孱弱如北宋的宋徽宗和南宋的宋理宗，都曾经在北方新兴的女真和蒙古灭亡辽金的过程中雄心勃勃、却又缺乏军事和地缘政治常识地与北方新兴势力结盟去夹击宿敌，其背后的动机显然不是“转向内在”所可以解释的。但无疑由此产生的惨痛后果会让统治集团不断地“转向内在”。对于任何一个社会共同体而言，都存在着按照不同标准而被划分出来的不同内部群体，如根据性别、职业、地域、血缘等。在中国传统王朝时代，士大夫固然具有许多优良素质与能力，但士大夫中的相当一部分人往往会在对抽象的人具有诸多善意想象和关怀的同时，却又对于一些具体的人或人群表现出许多消极乃至恶意的揣测与攻击。在传统王朝时期，士大夫先后成功地将女性（外戚）、商人、武人、宦官排除出政治舞台的中心位置，再之后就是士大夫的不同群体再度展开小群体间的党同伐异斗争，这在宋明的士大夫党争中表现得非常充分。新学/旧学、南人/北人、世族/庶族都可以发展出相互间你死我活的党争。文官群体固然借此强化了自身的地位，但当士大夫群体以外的其他阶层或群体纷纷被排除出共同体事务的决策之外，这些士大夫群体就如同小马拉大车一般去主导整个国家的事务，却又因为缺乏其他群体和阶层成员的充分投入而难以实现设定的众多宏大目标，可能也就只能转向内在了。就此意义而言，不同群体之间不能只是盯住其他人或其他群体的缺点和自己的优点，将他人排除在共同体活动之外；恰恰相反，应该全面地看待自己和他人，让恰当的人去做恰当的事，并且努力调动各个群体的积极性去努力做好众人之事。这样才有可能更为充分地发挥自己和他人的能动性，为他人、也为自己创造出更好的合作和发展机遇。

        进一步延伸上述逻辑，反思当下普遍存在的“文科无用论”甚至是“文科误国论”论调，其实也不过是上述“武人误国论”的一个“三十年河西”版本；只不过是话题的焦点从当年的非文人群体“无用”“误国”论，演化成为一个截然相反的版本罢了。今天的“文科无用、误国论”其实在演绎方式上都没有什么新意，更不用说在视角的逻辑和思辨性上存在的偏狭。如果我们不能在思辨能力和自身的专业素质上有所提高，只是反复地陷入这种我行你不行的论调之中，会不会在几十年之后印证了杜牧那个脍炙人口的表述，“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