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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士比亚笔下的哈姆雷特是一个经典的角色,而同名悲剧中的名句“To be or not to be, it is a question”也成为人们传诵的名句。面对弑父娶母的叔叔,年轻的哈姆雷特努力寻求为父报仇,却错杀了恋人的父亲,并在与恋人兄弟决斗时身中剑毒而死。只是他在死前努力杀死了叔叔,哈姆雷特也成为一个悲剧英雄形象。不过,如果莎士比亚笔下的哈姆雷特是以类似于《威尼斯商人》皆大欢喜的喜剧情节结尾的话,人们是否还会喜欢他呢?
 
明代第八位皇帝明宪宗朱见深(年号“成化”)可能是中国历史上处境最为接近哈姆雷特的帝王了。成化帝两岁时,他的父亲,明代第六位皇帝明英宗朱祁镇因“土木之变”被瓦剌人俘获而沦为阶下囚。随后英宗的弟弟朱祁钰被拥立为皇帝(明代宗,年号“景泰”),将英宗遥尊为太上皇。英宗在次年被瓦剌放回明朝,随即被景泰帝圈禁于南宫。景泰八年,英宗在“夺门之变”后复位,病中的景泰帝很快离世。“土木之变”发生时,皇太后(英宗生母)一方面命令朱祁钰监国,另一方面将朱见深立为太子。不过,景泰三年,景泰帝将5岁的朱见深废为沂王,改立自己儿子朱见济为太子。英宗复位后再度将朱见深立为太子。八年后,18岁的朱见深正式即位,其在位时间为1464-1487年。
 
即便是在明史热的背景下,成化皇帝也并非是一个受到大家关注的明代皇帝,可能知名度还不如他的万贵妃。不过成化帝与万贵妃的关系确实也让人感觉颇为奇特:首先是万贵妃的年龄比成化帝大17岁,和成化帝的生母周太后年龄相当。年轻的马克龙娶了自己的老师,网上还有一片不忿之声,你就可以想象明代社会士人们对于成(化)万(贵妃)恋有多么难以接受了;其次是万贵妃死于1487年正月,享年58岁。明人沈德符的《万历野获编》中称成化帝当时悲叹,“万侍长去了,我亦将去矣!”而成化帝也确实是在当年八月病死,享年41岁;再次,关于万贵妃的长相和性情,一些记载说她是身高马大,颇有 “魁梧”“雄壮”之类的感觉。据说周太后曾问他,“彼有何美,而承恩多?”成化回应说,“彼抚摩吾安之,不在貌也。”似乎这也印证了万贵妃相貌并不出众。而后代的诸多传说中都称万贵妃残害怀有成化帝子嗣的妃嫔宫女。把这一切信息放在一起,似乎就坐实了万贵妃其实是一个集东施脸、河东吼和妲己毒为一身的后宫霸主,而成化帝则完全是一个受到狐狸精蛊惑的昏庸君主。
 
换一个角度看,一个两岁的儿童,突然面临父亲被俘、母亲被幽禁,自己生活在叔叔的政治阴影之下,先被立为太子,随后又被废掉太子地位,此时也不过5岁。此后5年的皇宫生活中,叔叔自然是巴不得他“自然”死亡,而周边之人对此自然也是心知肚明,对幼小的他势必是唯恐避之不及。皇宫虽大,却也只有一个万氏不离不弃地真心照顾他。对于2-10岁的朱见深而言,万氏无疑就是他儿童正常恋母情结的寄托,也是他唯一可以依靠的亲人。从这个角度而言,“彼抚摩吾安之”可能是处于类似情境下人的正常反应。而在他成为皇帝后,虽然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却对万贵妃情有独钟,何尝不是一种长期情感交流的自然结果呢?我们经常说“远亲不如近邻”,其实也表明了人之间后天的情感互动是比先天的血缘关系更能带来亲近感觉的。如果一个人的所作所为是普通人正常的反应,又何必非要冠之以“被媚惑”的标签呢?
 
文学作品的影响力确实是足以改变人们对许多事实的认知,而后人同样利用文学作品去强化这种认知。尽管是唐玄宗迫于士兵哗变的压力而命人让杨贵妃自缢于马嵬坡,但人们更愿意接受《长恨歌》里面“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的浪漫表述,相信帝王们的浪漫爱情传说。可怜的成化帝却无缘获得人们的这种浪漫理解,虽然他距离“不离不弃”境界比起我们绝大多数人都来得更近。可能历史只垂青那些成功者,哪怕是他们幼年时即能做出“金屋藏娇”的表述,长大后又长期坚持为后宫运作设置“自动更新”选项,后人们在影视剧创造时却仍旧愿意为他们设定一个情比金坚的人设。而一旦真出现一个情深似海的爱情典范,当事人却可能会被赋予道德品质低下的人设,不知道这是否算是“叶公好龙”呢?
 
值得探讨的是,为什么对于一种在普通人设情况下被认为是美好品质的做法,一旦帝王将相表现出这种特质往往会被认为是道德污点。如果我们总是从道德视角来审视历史,我们自然会对有关历史人物进行无情批判;可是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却更可能赞美具有这种品质的人。例如,许多人在看《红楼梦》时,都更喜欢晴雯而讨厌袭人。如果贾宝玉成为皇帝的话,晴雯是会成为一个贤良淑妃,还是另一个万贵妃?皇帝的悲剧可能在于,官员们更希望他成为一个“活着的祖宗”,具有一系列传统儒家标榜的优秀品质,却不去思考这些要求是否符合人的本性,以及这些优良人设之间是否相互冲突。明代嘉靖时期著名的“大礼议”争议,其核心是继承正德帝皇位的嘉靖帝是否也应该继承正德的父亲(明孝宗),将自己的亲生父亲变为“皇叔”。此时的嘉靖处于一种两难境地:将孝宗确定为自己父亲符合王朝的政治伦理,却在儒家人伦上会面临可能的争议。急欲树立权威的新帝自然不愿意在此事上表现得软弱,从而与朝臣为此事展开了长期的政争。如果是平民百姓,类似情景还有若干可以转圜的折衷空间;而对于九五之尊的帝王而言,往往会被道德的绝对真理逼进了死角。面对这种困境,明代帝王们要么是采取强势战略,动辄采用诸如廷杖一类的刑罚来反制;抑或是干脆采取消极回避的方法,遁世于后宫,长期不上朝。不知道正德、嘉靖、万历、天启等皇帝们要么忙于游乐,要么呆在后宫不上朝,是否也有对于政治困境怀有挫败感的原因在内?我们固然应该思考历史中的道德因素,但是否同样应该重视历史事件背后的心理、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并将这种考虑融入到制度设计和调整中去呢?单纯地在道德上陟罚臧否,只能是陷入一种“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的困境之中。如果看看近年来的影视剧,无论是先秦的《芈月传》、六朝的《庆余年》、《琅瑯榜》,还是明清步步惊心的宫斗剧,一个基本主线都是道德品质高尚的男神女主战胜了品质恶劣的反面人物,历史进入了一个皆大欢喜的圆满结局。那又如何解释道德反派何以能够历经从先秦到明清的漫长中国历史而屡禁不绝呢?从而又产生出自己一直不解的一个困惑:到底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还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呢?
 
之所以探讨这些,并非是为历史上的诸多“无道昏君”们洗地,而是想探讨一下,这些所谓的无道,如果是正常人在正常情况下会产生的正常反应的话,那么应该如何评价这种无道?这其中是否有制度设计本身存在的缺陷?以明代为例,明太祖废除宰相制度后,六部直接向皇帝汇报。这使得皇帝需要直接处理帝国的各项大小事务,从而使得皇帝不得不面对“996”式的工作环境。对于太祖和太宗皇帝而言,对政治的热情使得他们乐于接受996式的工作节奏;而对于出生于后宫的大多数明代帝王,体力上和爱好上都很难接受这种996式的工作节奏。就好像今天许多家族企业,第一代和第二代企业家之间往往在工作热情上存在着巨大的反差。对于第一代创业者,家族企业就是生活的全部或是绝大部分;而第二代则更愿意将家族企业看作是其生活的重要部分,但远非全部或绝大部分。该批评第二代腐化变质吗?还是索性引入职业经理人制度,让愿意干管理的人去干管理,愿意做艺术家的人去做艺术家,但保有企业控股权,会不会才是更好、更具有可持续性的制度设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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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伟

卢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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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经济学、历史学和哲学爱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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